在“胡适思想批判”运动的高潮时，曾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、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彭柏山发表了一篇名为《论胡适政治思想的反动本质》的批判文章。与当时发表的成千上万其他声色俱厉的大批判文章相比，这篇文章并不引人注目。不过，若把这篇文章的主要观点与作者本人后来的遭际联系起来，则不能不引人深思。
在这篇文章中，彭氏主要批判了胡适所主张、宣扬的“个人主义”。他问道：“胡适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？简单地说，他是一个极端卑鄙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政治阴谋家。”作者认为现在“这种所谓发展个性的思想，实质上是在于一方面把资产阶级对劳动人民的剥削，说成是资产阶级的‘天才’的个性的发展；一方面用发展个性的幌子来阴谋拆散劳动人民的集体行动。所以，它就是法西斯主义形成的基础，是资产阶级的极端反动的理论。”胡适在中国“宣传这种在世界范围内已经成为极端反动的个人主义思想，一方面为中国后来的法西斯主义开辟了道路，同时也就是胡适用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武器。”“胡适的思想，是买办资产阶级思想，是以个人主义作为基本原则，以实用主义作为理论基础，以改良主义作为他在政治上进行反人民活动的阴谋手段。所有这些，也正是旧中国的帝国主义、封建主义、官僚资本主义的生产性质和生产方式的集中反映。”在对胡适的个人主义作了如此激烈批判之后，作者笔锋一转，又指向尚在国内的“个人主义”：建国后“社会主义已在全国范围内占了压倒一切的优势”，“一切个人主义思想、反动的唯心主义哲学、改良主义等等，已没有合法的地位。”但由于“国内还存在着阶级矛盾”，“国外帝国主义仍然包围着我们”，“胡适派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”“仍然起着危险作用”，所以“必须进一步展开斗争”。他进一步说：“在我国过渡时期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企图维持现状，取消阶级斗争……这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毫无共同之点，因而是极端反动的。”因此要加强斗争，“必须从思想上清除各种各样的个人主义、唯心主义、改良主义等等”。
历史有时确是残酷。这篇文章发表于1955年2月7日的《解放日报》，但就在三个月后，此文墨迹未干，彭柏山本人于5月中旬在上海却突然被捕，罪名是“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”。彭在30年代就是“左联”成员，与胡风甚熟；他在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后又在新四军中任职，解放战争时曾任华东野战军军政治部主任，某军副政委，建国后调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、上海市委宣传部长。资格不可谓不老，官阶也不可谓不高，但仅因30年代与胡风的关系（如今众所周知，所谓“胡风反革命集团”本身就是一大冤案），转眼便成为阶下囚，随即被开除出党，备受迫害，毫无辩白的“个人权利”，终在1968年被迫害致死，直到1980年才获平反昭雪。
从彭柏山撰文严批、并主张用“阶级斗争”来彻底清除“个人主义”到一夜间反成为他所宣扬的“阶级斗争”的“专政对象”、其个人基本权利（甚至生存权）都没有丝毫保障，这当然不能说是历史的报应，应当说只是一种历史的偶然。但是，彭柏山的悲剧并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悲剧。正因为此，才会有论者在几十年后痛定思痛地写道：“个人是人类存在的最小的不可分割的单位，但每个个人又是一个小宇宙，代表了整个人类，也是社会进步的终极目的。个人身上包含着一切人类的价值：没有个人的尊严，就无人类尊严可言；没有个人权利，就无人权可言。个人的贬值也就是人的贬值，摧毁个人也就是摧毁人类的第一步。”（钱满素：《爱默生和中国——对个人主义的反思》，三联书店1996版，第231、235页）是为的论。
